吕杰(化名)院长感到焦躁烦闷。他刚刚看了抗原试剂,两道红线,红得发黑。试剂毫不留情地告诉他自己已经“阳了”的事实。
这一天迟早会到来。他告诉自己。2022年12月21日,就在吕杰负责的这家民营养老院里,一位老人核酸结果呈阳性,着实让院内所有人吃了一惊。在这之前,这家位于山东某市的养老院已经连续封闭了68天,任何人不准进出,包括院内的医生、护士、护工、厨师甚至门卫。家属也不允许前来探望。
2022年12月7日,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发布“新十条”,公共场所核酸检测基本取消,大多数区域进出自由,“外界”阳性病例越来越多。养老院仍然大门紧闭,成了“病毒真空区”。人们庆幸自己没被感染,以往积极要求解封的工作人员态度也开始转变。
街上的行人经历了短暂的狂欢,又自发地进入“非必要不聚集”阶段,空荡的街头隐约听到咳嗽声。在这种情况下,养老院成为真实意义上的世外桃源,老人们聚在一起打牌、下棋、聊天,时不时还有载歌载舞的小型庆祝活动。门外喧嚣也好寂静也好,都与己无关。
直到一位老人核酸检测呈阳性。
无孔不入的病毒
这是一家医养结合(有驻院医师或者有配套医院)的养老机构,陈小云(化名)是当天做核酸检测的护士。即便是“新十条”发布,市民政局仍然要求所有养老院继续每天核酸检测,检测试剂由民政局发放。陈小云记得当天早上徐阿姨有发烧症状,但所有人都没往新冠那个方向去想,冬天原本也是各类基础病的高发期。
“三混一”阳性结果出来后,陈小云穿上白色的防护服去给三位老人做单管检测。她还记得,房间门打开的那一瞬间,正在聊天的徐阿姨一下子怔住,面露惊恐。很长时间以来医护人员只是戴口罩。“大白”防护服重新出山,对他们而言并非好的预兆。
从世外桃源到重灾区,变化仅需一个上午。老人们当天就不允许离开自己的房间了,一切公共场所的娱乐活动暂停,医护人员在各处紧急消杀。
从当天的检测结果看,只有徐阿姨一人呈阳性,被送往五楼的空房间隔离。第二天,两名护工和一名医生阳了。第三天,三位老人检测出核酸呈阳性。第四天,两位老人、一名护士和一名护工阳了……之后的情况陈小云没有再记录。
截至接受采访的1月8日,该养老院的一百多位老人全部核酸结果呈阳性,部分已转阴,十一位老人永远地离开了;护士、医生(包括吕杰院长自己)和护工均被感染。
《财经十一人》致电多家养老院了解情况:有人表示放开后组织老人接种疫苗,负责接种的医生后来查出阳性;有人表示医护人员外出采购药品,在医院感染了病毒。但更多的观点认为没有明确的起点,可能是老人在花园里散步,也可能只是开窗通风……
由于社会面的放开,即便养老院遵照上级民政部门严格落实院区封闭管理,做了一切疫情防控准备和应对,仍无法保证院里的老人不被感染。
打一场准备仓促的仗
自从院里出现阳性病例,吕杰就开始接到家属的“问责”电话,被问得最多的问题,就是院里大规模感染之后怎么办。
“我们有预案,但病毒没按预期的剧本来。”吕杰认为,他们所有人都低估了病毒的快速传播力,尤其在潜伏期内。针对性的隔离和消毒并没有将病毒扼杀,其传播速度之快也有些突破想象。
国家卫健委医疗应急司司长郭燕红在2022年12月8日的新闻发布会上,要求养老院、福利院等做到预防性措施的落实。9日,《新冠重点人群健康服务工作方案》印发,其中特别提出加强对养老院、儿童福利机构等重点机构的管理。
“文件下了一轮又一轮,基本都是叫你封闭。至于感染之后怎么办,这方面的建议很少。”吕杰说道。
低估“敌人”的后果就是准备不足。江兰(化名)在山东某县一家养老机构的配套医院负责药品采购,她眼睁睁看着一盒连花清瘟的进价从10元以下涨到30多元,而且已经买不到了。
江兰告诉《财经十一人》,平时医院进药模式是跟十几家药商联系,询价购买。然而以往无比热情的药商,近日纷纷“失踪”,联系得上的也没有药品提供。“有一个药商,我给出单子要进上百种药,结果他家只有三种。还有一个药商,你买他的感冒药需要搭上别的药品,都是些不太给老人开的降压药,并且快过期了。”
更多的养老机构并非医养结合,基础药的进药基本通过药店。药店断供后,留给他们的空间就只有医院了。医院是按人次开药,且有些药品同样稀缺;另外,医院的急救和发热门诊也是人满为患,去医院开药也变相加大了感染风险。
除了药品之外,很多医疗用品也需要抢。崔海波在上海一家养老院工作,他们需要抢抗原试剂,且试剂的价格已经涨到8元-10元一份,超过了2022年上半年上海静默时期的价格。多数养老院都在承受着沉重的财务负担。
最惊险的还是去往医院的通路受到阻碍。护士小曾与陈小云就职于同一家养老院,她是整个护士站最后一个“阴性”的,“忙得脚不沾地”。小曾回忆道,2022年12月25日临近午夜,一位老人情况有些严重,小曾与其家属沟通后,拨打了120急救。然而,急救中心的接线员一直表示所有救护车都派出了,没有多余的车辆。家属也在动用私人关系,却无济于事。
直到两个多小时后,救护车才姗姗来迟。小曾记得,待到自己返回房间躺下时,时钟已经过了凌晨3点。早上一睁眼,浑身酸疼、感到寒冷的小曾意识到,自己“终于中招了”。
缺医少药的问题正在逐渐改善。邓珊珊(化名)是厦门市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,她告诉《财经十一人》,目前养老院的药品由卫健委协调保证,防护用品由民政局协调保障。“送医的话,市区卫健都有专门的人负责协调,基本重症都可以入院”。
但养老院“缺人”的情况并不是政府干预就可以改善的。在吕杰的养老院里,仍发烧的医护人员在房间休息,退烧的继续工作,基本上一个人要同时负担三四个人的工作量,核酸阳性还是阴性从来不是回归岗位的准绳。
出现第一例阳性病患后,原则上养老院仍处于封闭状态,但对家属放松了管控,可以入院探望。起初家属入院要看48小时核酸,如今也抽不出人力专门检查。如果家属将老人接回家,就不能再送回养老院,至少要等封院状态结束之后才行。
除了家属,养老院对医护人员仍按照封控要求管理,不允许自由出入(除非重症),护工感染后只能自行在房间里慢慢恢复。本来很多护工就对养老院的长期封闭怨声载道。吕杰担心,如果养老院放开,护工大概率返乡后就不再回来了,“到时候就真的没有人照顾老人了”。
但是,陈小云表示,生病的医护人员根本没人照顾,甚至打饭都要自己走去食堂,有限的人力都被投入到工作中。“说实在的,有些护工的年龄也不小了。”陈小云本人今年58岁,在公立医院退休后被这家养老院返聘,几个医生也是返聘来的,都超过60岁。
“求求你了,就值一天班,真的一个护士都没有了。”陈小云记得院长打电话跟她说,那时她确诊第五天,刚刚退烧。
疫情下的孤岛
防疫政策放开之后,社会面对老人感染情况愈发关注。事实上,疫情三年,养老院一直都戴着“重点防护对象”这顶帽子,老人们并不容易。
一旦各地有零星疫情,养老院往往第一个做出反应。山东潍坊一家养老院,在2020年初武汉宣布封城的同时,就开始了封闭化管理。青岛市规定只要所在区有一例社会面病例,养老院就要禁止出入。王倩在苏州从事养老行业,她用一句话总结:“养老院抗疫是实打实的三年,且封控力度不断收紧。养老院永远是最早封闭、最晚解封的那个。”
违反规定对企业来说或许是致命的。2022年9月,青岛市市北区一家民办养老院在封闭期间检测出新冠阳性,该养老院被吊销执照,关门停业。院内二十多位老人,由家属自行联系转院。在这之后,民政局派专人驻扎在各个养老院,监督封控措施是否到位。“新十条”公布之后,专员才撤离。
厦门民政局、疾控中心联合街道办事处要求工作人员“包干制”,派专人负责一家养老机构,非封控期间每天都要去监督养老院防疫情况。
三年也是情感的考验。很多所谓的“探望”不过是隔着栅栏相拥、隔窗相望。崔海波记得,2022年4月,一位老人太过思念家人,几乎哭了一整天。“随着封控时间拉长,老人的情绪也越发不稳定。”
陈小云记得,2021年春节期间,院内有一位老人去世了,家属想要进院为老人做最后的梳洗换衣,让老人走得体面,却遭到当时的院长拼命阻拦,双方大打出手。那个时刻,养老院里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支持院长,“我们知道她在严守防疫规定,但情感上谁不站在家属那边呢”?没过多久,那位院长便辞职了。
王倩告诉《财经十一人》,疫情三年,养老院人才流失非常严重,原本这个领域专业的管理人才就稀缺,院长频频更换的现象非常普遍。
更严重的是护工的流失。尽管多数养老院都对护工管吃管住,但“住”和“封”完全是两个概念。大多数护工也有自己的家庭需要照顾,封闭期间很难兼顾。有的护工不得不带着孩子一起封闭在院里。封控时间久了,护工与领导、老人之间的矛盾也在不断激发,很多护工选择离职。留下的护工通常要承担比以往更多的工作,导致心态更加紧绷。
王倩介绍,正常情况下,国内机构护工对失能失智老人的照护比例在1:2至1:5之间,对自理型老人的比例多在1:10左右。但在长期封控下,这两个数字已经下降到1:6和1:13甚至更低。这样一来,老年人的照护质量肯定大打折扣。
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中心秘书长唐钧认为,中国的商业化养老机构发展只走过短短九个年头,各地养老机构良莠不齐的情况普遍存在。在封闭状态下,防疫要求增加了工作量,员工却在持续流失,机构压力骤增,管理质量下降难以避免。
有些家属担心老人缺乏照顾,便跟随老人一同被封在养老院里。吕杰所在的养老院,有位病人家属退休没几年,同老母亲一同封控了三个多月。
但是有这样条件的家属太少了,多数老人的儿女都不在身边,甚至没有亲人。
陈小云对一对老年夫妇特别照顾,老先生94岁,有阿尔兹海默症;老奶奶87岁。他们没有儿女。此番夫妇二人都感染了病毒,老奶奶专门把陈小云叫到自己房间,说有东西给她。陈小云刚要拒绝,老奶奶告诉她,他们老两口在七十多岁的时候就签署了遗体捐献书,本都换了几次了,就放在床头的抽屉里。“老头子幸运的话应该走在我前面,但如果不幸我先走了,你记得把捐赠书拿出来给人家。”
最危急的时刻尚未到来
目前吕杰所在的养老院尚未收到解封命令,今年过年能否去看望老人或者接老人回家,仍是未知数。
在外地工作的刘林感觉,自己又经历了一次2020年初——犹豫过年回家要不要去养老院探望奶奶。去的话,担心病毒传染,即便刘林和奶奶都“阳康”了;不去的话,“年三十不跟奶奶在一起,怎么能叫过年呢”?
现阶段,吕杰所在的养老院很少有家属将老人带回家去。一来家属基本也都阳了,没有精力照顾;二来,在养老院,家属也认为老人及时得到救治的概率比在家大一些。
邓珊珊也观察到这一现象,但她认为,有条件的话还是将老人接回家比较稳妥。
“目前的一致观点在于——感染是防不住的,重点是防重症。”邓珊珊表示,“政府的介入也只能控制增速,避免大面积突然暴发,不要出现明显的医疗挤兑情况。”邓珊珊也指出很多养老院在政策执行上没有到位。
王倩表示,很多社区养老院设施老旧,在建设之初并没有考虑到新冠这种等级的传染病防治需要,难以配备独立通道、设备设施、物资和人员,有些甚至连隔离房间都空不出来。有些是旧楼改造,没有独立的通风系统。“(苏州)当地要求,缺少隔离缓冲区的养老机构需要在民政局的指导下租酒店房间隔离,但他们本身就缺乏资金,根本没办法落实到位。”
陕西省山阳县卫健局原副局长徐毓才认为,进入腊月以及即将到来的正月,才是感染风险最大的时候。“三年疫情防控,国家一直提倡外出务工子女能不回家就不回家,今年一定会迎来大批人员返乡,提高疫情传播风险。”
吕杰认为疫苗是防范老年人感染的有效手段。在“新十条”发布后至院内阳性病例出现之前,养老院一直在推进疫苗接种工作,民政局规定老人接种率超过90%才能解封。但劝说老人接种疫苗非常困难,多数家属都表示拒绝。此外长时间的封控也让人们低估了病毒的传播速度与力度。
“国家最初推行疫苗接种时,规定年龄是18岁-59岁,这在很大程度上给老百姓心目中留下‘老年人接种会有风险’的印象,直到现在也拒绝接种疫苗。”徐毓才解释道,实际上新冠疫苗早已将年龄限制定在3岁以上,而且老年人是接种疫苗的最优先人群之一,但由于各个层级的宣传工作不到位,导致目前人们仍有类似恐慌。
崔海波提出养老院要做好老人身体情况的监测工作,及时就医。2022年12月21日,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医疗救治组召开全国电视电话会议,明确二级以上医院与养老院对口协作关系,紧盯养老院等重点场所。
“养老院只能把该做的事情都做好,撑下去。” 吕杰说。
扫一扫在手机打开